圆瑛大师:抗日时期爱国高僧

 

发布: 2021-06-28 11:25:55   作者: 湛山转载整编   来源: 新浪佛学   

 

  • Default
  •  


     

    圆瑛大师法像

     



     

    【历程】

     


     

      圆瑛(1878—1953) 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出家,从妙莲法师受具足戒。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圆瑛法师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正由于圆瑛法师一生追求进步,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热爱祖国和人民,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出家】

     


     

      圆瑛法师,俗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后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圆瑛大师十九岁(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岁(1898)时,赴常州天宁寺,依治开和尚(1851-1922)学禅,二十六岁(1903)时又至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名敬安,1851-1912)学禅。1906年,圆瑛大师二十九岁时,于宁波七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世,法名宏悟。

     

      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叁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老和尚道风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于他喜颖悟,学习努力,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年,年方十六岁的太虚,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十八岁到天童寺,任寺中禅房,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于太虚天资颖悟,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甚受道阶的重视,许之为法器。以此,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二人曾于是年七月的“等自恣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圆瑛是年二十九岁,已以擅长文字著称,他手撰盟书,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伦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性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竟同盟寄腹心之托。即如桃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共生死,千载咸钦义气。

     

      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择师处友,然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袍如许,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圆瑛在天童寺时,另外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后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由于转道的关系,他后来也曾到南洋弘法,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

     


     

    【弘法】

     


     

      圆瑛大师出身宗门,为临济嫡传,在禅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诣和见地。后又参学天台、贤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岁(1913)时,大师于接待寺读永明延寿(904-975,宋初著名禅僧,首唱禅净并修)、莲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大师力倡禅净双修,自力他力并重之旨。

     

      圆瑛大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他反复强调说,禅净二宗都是如来所说法,只因众生根机不等,故而施设有殊;所以,禅净虽有二名,其实一理,归元无二,不可有所是非。对于禅净二宗施设之殊,大师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如他说:“禅宗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人看一句话头,堵截意识不行,令见清净本然之心性。此为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持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总之,“禅则独被上根,净则普被三根:禅则惟凭自力,净则兼承佛力”(《复闫退之居士垂问禅净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1页)。

     

      关于这一重要转变,大师在1939年发表的《上海圆明莲池念佛会缘启》一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圆瑛少业儒,冠入释,既受戒法,致力禅宗,复究教乘,游心讲肆。虽解行并进,每生死为忧。迨三十六岁,读永明、莲池二大善知识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门,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禅净双修,二十余载,早备资粮,求生安养。专修净业,自行化他,遂著《劝修念佛法门》,分布诸方。”(《一吼堂文集》第43页)

     

      所以,对于一般信徒,圆瑛大师首先劝说他们信修念佛法门。他尝说:“诸位不要以聪明自命,好高骛远,把念佛法门认为是愚夫愚妇之事,或去参禅,或修其他法门。要知禅宗虽是最上乘,只能独被上根,中下无分,收机不广。你我思量,是否上根利智;且参禅要破三关,全仗自力,断惑方得出离三界,三关未破,不能了脱生死,若隔生再来,只怕不能继续参禅,则前功尽废。”而念佛法门则除了“仗自己信力、愿力、净行之力”外,“更加弥陀愿力”。这样,“既有自他二力,纵然自力不足,还有佛力可靠,故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念佛法门》《圆瑛法师讲演录》第9页)此外,念佛法门之所以最适合于一般信众,还在于:“一切法门,欲了生死,须断惑业。惟念佛法门,不断惑业,亦可了脱生死,是为带业往生。”(同上第10页)这也正是念佛法门的特色所在和极方便之处。同时,圆瑛大师还认为,念佛如达到极致,则与禅悟无异。如说:“若论高深,则禅宗单刀直入,固推圆顿,而净宗达理之士,未必或逊。古德云:‘忽然起念念弥陀,平时无风自作波,有念消归无念处,岂知无念亦为多’。此则有无双遣,一性圆明,与禅宗圆照清净觉相,无以异也。”(《复闫退之居士垂问禅净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2页)大师七十五时作《禅净双修》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明禅净在最高证悟和境界上的一致。诗云:“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一吼堂诗集》第47页)

     

      光绪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闽南,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由于他宗说兼通,辩才无碍,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由此,他在闽南、江南声誉渐著。

     

      宣统元年,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后,拆除新建,重为中兴。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译长。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民国九年,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

     

      民国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瑛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洲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十二年秋回到泉州。这时既兴转道、转物二师,笔书重修开元寺。十三年重新修建,十四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马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由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内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民国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民国十八年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被推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民国十九年,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他当选继任。因年轻时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千,冬参夏讲,向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楞严经》,四方学者云集。此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到了民国二十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与怡爽秋内外唱和,这比民国十七年的“寺庙管理条例”更为彻底。圆瑛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

     

      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民国二十一年,他应国府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九处,计五十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二十年不能恢复。圆瑛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较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辽赴闽南、长沙各地讲经,法缘极盛。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廿五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满六年,坚决辞职,大悲和尚继任。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这年是他六十寿辰,两序大众为开千佛大戒五十三日。自民国十八年以来,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领导全国佛教。

     

      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叁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蒙佛加被,只阵亡一名队员。上海沦陷后,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上海、南京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着。十月,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偕同明阳法师出国。先到新加坡,访新加坡总简会,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接着又到吉隆坡、槟榔屿,拜访侨领、居士,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民国一平七年春季,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住持法席。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刹,在星洲颇着声誉。圆瑛住持后,苦心经营,极乐寺日趋庄严,是年夏天,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然后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并继续募捐。

     

      民国二十八年秋天,他偕弟子明阳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检举,说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巨款接济重庆政府。农历九月一日,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连明阳法师也一并被逮,先关在宪兵队,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吓刑讯,圆瑛从容陈辩,不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到此日军仍不死心,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诱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绝。

     

      圆瑛回到上海后,仍驻锡圆明讲堂,他闭门谢客,专事著述。在那数年中,他撰著了《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于书法,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民国三十二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老居士,在天津数度派代表敦请,他情不可却而到天津讲经,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回到上海后,又应无锡、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在那两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

     

      三十四年春天,他鉴于弘法人才的缺乏,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长,并亲自主讲《楞严》,编写讲义。另外,还聘请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他一度中风,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疗养了两年,始逐渐康复。

     

      一九四九年后,他仍在上海弘法。一九五一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九五三年,陈真如、赵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他代表上海市参加,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会后南返,到宁波天童寺疗养,末久即逝世,世寿七十六岁,僧腊五十七年。

     

      圆瑛与太虚本来是义结金兰的好友,但入民国之后,太虚受新的学术思想薰陶,学养日深,成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且锐意革新,成为佛教中革新派的领袖;而圆瑛历任宁波七塔寺、天童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南洋极乐寺诸大名刹方丈,长期受丛林制度薰陶,思想日趋保守,为丛林寺院保守者拥为保守派领袖。以致二人日后距离日远,未能共同合作为佛教努力。以当时佛教中所谓名流居士之辈,从中制造是非,挑拨离间,更增加了新旧两派的裂痕。如民国二十年,中国佛教会开会改选。太虚大师的革新派获得胜利,本可藉此机会,新旧派携手合作,为佛教努力。无奈一向操纵佛教会的名流居士者,不甘失败,从中制造事端,太虚大师辞去佛教会执行委员,革新派的谢铸陈、黄忏华等亦先后退出佛教会,新旧两派就愈发疏远了。

     

      圆瑛大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培风学校讲演》《圆瑛法师讲演录》第43页)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大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大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大师尝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性’,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原注: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

     


     

    【注解楞严】

     


     

      圆瑛大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圆瑛法师发心注解《楞严》时年方二十四岁,从其《事略》(叶性礼,《圆瑛老法师事略》)可知当在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期间。时圆瑛法师听讲《楞严》,因古来注解《楞严》者不下几十家,令法师甚费心力,用心过度以致身患“血疾”,以此因缘而发心重新注解、宏扬《楞严》。在其《楞严讲义·自序》中圆瑛法师记述了发心因缘:

     

      “缘余年二十四,听讲斯经,愧学识之浅陋,感注疏之繁多,用心过度,致患血疾。乃于佛前发愿,仰叩慈光冥护,顿令恶疾速愈,更求得悟,寂常心性,真实圆通,宏扬是经,著述讲义,用报佛恩,藉酬私愿。”

     

      法师的真实发心立刻有了感应,第二天即有“化人”如老妇者前来告知治病妙方,法师依之服用,仅三次便血止,于是信愿更加坚定,精心研究《楞严》竟达十年。其间法师内修外化、法务不断,除佛教会、寺院住持等许多事务外,仍在北京、宁波、厦门等各地寺院多次开讲《楞严经》。其禅修,也以《楞严》印证。《事略》记载:

     

      “廿八岁冬,定中前境复现,身心俱空,自是慧业增明,定功益力,乃取前习《楞严经》读之,凡向之未通者,无不明晰。”由此可见《楞严》一经对圆瑛法师内证之影响。古来禅德以《楞严》印心者甚多。明末憨山大师参禅有悟,展《楞严》印证,《楞严悬镜》短篇一宿撰成。圆瑛法师则于《楞严》印心后,十年间详览各家注疏,精细参详,逐条辨析,又历数十年而汇成五册巨著。其“自序”中记叙注经之艰辛:

     

      “于经中疑义、深奥难解之处,遂一一书条,贴于壁上,逐条静坐参究,既明白一条,即扯一条,如是者八年之久,一房疑义,扯尽无余。,’可见法师之注解,乃以真修实证为基础,迥异一般之依文解义、今所谓之“佛学研究”也。在圆瑛法师的十余种经论讲义中,《楞严讲义》历时久、出版晚,其原因在于“每讲一次,则有一次发明,多究一番,自有一番进步。”(《自序》)直到法师六十八岁,感到若再不完成,恐老病无常而难以偿愿,遂加紧编著,以年老之身,白日授课,晚上注经,“每夜辄至三更乃止”,终于积劳成疾,中风而七日不省人事。待苏醒仍未忘注经之愿,至七十二岁再续前编,“闭门谢客,专一其心”,终于在两年后(七十四岁)告罄,完成《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二十四卷,装成五册。从上可见,圆瑛法师之注解《楞严》,乃穷毕生之心力,可谓沤心沥血。以《楞严》印心,乃法师自行内证之重要方面,以《楞严》化他,则是法师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师一生,不仅多次宣讲《楞严》,并于晚年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以一经而为专宗成立学院,开演《楞严》,亲自授课,可见法师对《楞严经》的极端重视。圆瑛法师之《楞严讲义》,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深入研究的。

     

      圆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论讲义》、《首楞严经讲读》、《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门人弟子编辑为《圆瑛法汇》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