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1878—1953) 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出家，从妙莲法师受具足戒。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圆瑛法师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正由于圆瑛法师一生追求进步，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热爱祖国和人民，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圆瑛法师，俗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后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圆瑛大师十九岁（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岁（1898）时，赴常州天宁寺，依治开和尚（1851－1922）学禅，二十六岁（1903）时又至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名敬安，1851－1912）学禅。1906年，圆瑛大师二十九岁时，于宁波七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世，法名宏悟。

  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叁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老和尚道风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于他喜颖悟，学习努力，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年，年方十六岁的太虚，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十八岁到天童寺，任寺中禅房，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于太虚天资颖悟，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甚受道阶的重视，许之为法器。以此，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二人曾于是年七月的“等自恣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圆瑛是年二十九岁，已以擅长文字著称，他手撰盟书，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伦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性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竟同盟寄腹心之托。即如桃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共生死，千载咸钦义气。

  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择师处友，然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袍如许，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圆瑛在天童寺时，另外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后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由于转道的关系，他后来也曾到南洋弘法，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

  圆瑛大师出身宗门，为临济嫡传，在禅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诣和见地。后又参学天台、贤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岁（1913）时，大师于接待寺读永明延寿（904－975，宋初著名禅僧，首唱禅净并修）、莲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大师力倡禅净双修，自力他力并重之旨。

  圆瑛大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他反复强调说，禅净二宗都是如来所说法，只因众生根机不等，故而施设有殊；所以，禅净虽有二名，其实一理，归元无二，不可有所是非。对于禅净二宗施设之殊，大师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如他说：“禅宗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人看一句话头，堵截意识不行，令见清净本然之心性。此为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持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总之，“禅则独被上根，净则普被三根：禅则惟凭自力，净则兼承佛力”（《复闫退之居士垂问禅净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1页）。

  关于这一重要转变，大师在1939年发表的《上海圆明莲池念佛会缘启》一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圆瑛少业儒，冠入释，既受戒法，致力禅宗，复究教乘，游心讲肆。虽解行并进，每生死为忧。迨三十六岁，读永明、莲池二大善知识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门，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禅净双修，二十余载，早备资粮，求生安养。专修净业，自行化他，遂著《劝修念佛法门》，分布诸方。”（《一吼堂文集》第43页）

  所以，对于一般信徒，圆瑛大师首先劝说他们信修念佛法门。他尝说：“诸位不要以聪明自命，好高骛远，把念佛法门认为是愚夫愚妇之事，或去参禅，或修其他法门。要知禅宗虽是最上乘，只能独被上根，中下无分，收机不广。你我思量，是否上根利智；且参禅要破三关，全仗自力，断惑方得出离三界，三关未破，不能了脱生死，若隔生再来，只怕不能继续参禅，则前功尽废。”而念佛法门则除了“仗自己信力、愿力、净行之力”外，“更加弥陀愿力”。这样，“既有自他二力，纵然自力不足，还有佛力可靠，故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念佛法门》《圆瑛法师讲演录》第9页）此外，念佛法门之所以最适合于一般信众，还在于：“一切法门，欲了生死，须断惑业。惟念佛法门，不断惑业，亦可了脱生死，是为带业往生。”（同上第10页）这也正是念佛法门的特色所在和极方便之处。同时，圆瑛大师还认为，念佛如达到极致，则与禅悟无异。如说：“若论高深，则禅宗单刀直入，固推圆顿，而净宗达理之士，未必或逊。古德云：‘忽然起念念弥陀，平时无风自作波，有念消归无念处，岂知无念亦为多’。此则有无双遣，一性圆明，与禅宗圆照清净觉相，无以异也。”（《复闫退之居士垂问禅净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2页）大师七十五时作《禅净双修》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明禅净在最高证悟和境界上的一致。诗云：“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一吼堂诗集》第47页）

  光绪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闽南，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由于他宗说兼通，辩才无碍，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由此，他在闽南、江南声誉渐著。

  宣统元年，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后，拆除新建，重为中兴。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译长。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民国九年，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

  民国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瑛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洲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十二年秋回到泉州。这时既兴转道、转物二师，笔书重修开元寺。十三年重新修建，十四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马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由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内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民国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民国十八年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被推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民国十九年，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他当选继任。因年轻时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千，冬参夏讲，向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楞严经》，四方学者云集。此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到了民国二十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与怡爽秋内外唱和，这比民国十七年的“寺庙管理条例”更为彻底。圆瑛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

  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民国二十一年，他应国府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九处，计五十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二十年不能恢复。圆瑛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较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辽赴闽南、长沙各地讲经，法缘极盛。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廿五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满六年，坚决辞职，大悲和尚继任。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这年是他六十寿辰，两序大众为开千佛大戒五十三日。自民国十八年以来，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领导全国佛教。

  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叁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蒙佛加被，只阵亡一名队员。上海沦陷后，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上海、南京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着。十月，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偕同明阳法师出国。先到新加坡，访新加坡总简会，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接着又到吉隆坡、槟榔屿，拜访侨领、居士，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民国一平七年春季，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住持法席。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刹，在星洲颇着声誉。圆瑛住持后，苦心经营，极乐寺日趋庄严，是年夏天，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然后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并继续募捐。

  民国二十八年秋天，他偕弟子明阳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检举，说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巨款接济重庆政府。农历九月一日，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连明阳法师也一并被逮，先关在宪兵队，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吓刑讯，圆瑛从容陈辩，不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到此日军仍不死心，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诱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绝。

  圆瑛回到上海后，仍驻锡圆明讲堂，他闭门谢客，专事著述。在那数年中，他撰著了《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于书法，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民国三十二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老居士，在天津数度派代表敦请，他情不可却而到天津讲经，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回到上海后，又应无锡、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在那两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

  三十四年春天，他鉴于弘法人才的缺乏，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长，并亲自主讲《楞严》，编写讲义。另外，还聘请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他一度中风，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疗养了两年，始逐渐康复。

  一九四九年后，他仍在上海弘法。一九五一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九五三年，陈真如、赵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他代表上海市参加，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会后南返，到宁波天童寺疗养，末久即逝世，世寿七十六岁，僧腊五十七年。

  圆瑛与太虚本来是义结金兰的好友，但入民国之后，太虚受新的学术思想薰陶，学养日深，成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且锐意革新，成为佛教中革新派的领袖；而圆瑛历任宁波七塔寺、天童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南洋极乐寺诸大名刹方丈，长期受丛林制度薰陶，思想日趋保守，为丛林寺院保守者拥为保守派领袖。以致二人日后距离日远，未能共同合作为佛教努力。以当时佛教中所谓名流居士之辈，从中制造是非，挑拨离间，更增加了新旧两派的裂痕。如民国二十年，中国佛教会开会改选。太虚大师的革新派获得胜利，本可藉此机会，新旧派携手合作，为佛教努力。无奈一向操纵佛教会的名流居士者，不甘失败，从中制造事端，太虚大师辞去佛教会执行委员，革新派的谢铸陈、黄忏华等亦先后退出佛教会，新旧两派就愈发疏远了。

  圆瑛大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培风学校讲演》《圆瑛法师讲演录》第43页）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大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大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大师尝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性’，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原注：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

  圆瑛大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圆瑛法师发心注解《楞严》时年方二十四岁，从其《事略》(叶性礼，《圆瑛老法师事略》)可知当在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期间。时圆瑛法师听讲《楞严》，因古来注解《楞严》者不下几十家，令法师甚费心力，用心过度以致身患“血疾”，以此因缘而发心重新注解、宏扬《楞严》。在其《楞严讲义·自序》中圆瑛法师记述了发心因缘：

  “缘余年二十四，听讲斯经，愧学识之浅陋，感注疏之繁多，用心过度，致患血疾。乃于佛前发愿，仰叩慈光冥护，顿令恶疾速愈，更求得悟，寂常心性，真实圆通，宏扬是经，著述讲义，用报佛恩，藉酬私愿。”

  法师的真实发心立刻有了感应，第二天即有“化人”如老妇者前来告知治病妙方，法师依之服用，仅三次便血止，于是信愿更加坚定，精心研究《楞严》竟达十年。其间法师内修外化、法务不断，除佛教会、寺院住持等许多事务外，仍在北京、宁波、厦门等各地寺院多次开讲《楞严经》。其禅修，也以《楞严》印证。《事略》记载：

  “廿八岁冬，定中前境复现，身心俱空，自是慧业增明，定功益力，乃取前习《楞严经》读之，凡向之未通者，无不明晰。”由此可见《楞严》一经对圆瑛法师内证之影响。古来禅德以《楞严》印心者甚多。明末憨山大师参禅有悟，展《楞严》印证，《楞严悬镜》短篇一宿撰成。圆瑛法师则于《楞严》印心后，十年间详览各家注疏，精细参详，逐条辨析，又历数十年而汇成五册巨著。其“自序”中记叙注经之艰辛：

  “于经中疑义、深奥难解之处，遂一一书条，贴于壁上，逐条静坐参究，既明白一条，即扯一条，如是者八年之久，一房疑义，扯尽无余。，’可见法师之注解，乃以真修实证为基础，迥异一般之依文解义、今所谓之“佛学研究”也。在圆瑛法师的十余种经论讲义中，《楞严讲义》历时久、出版晚，其原因在于“每讲一次，则有一次发明，多究一番，自有一番进步。”(《自序》)直到法师六十八岁，感到若再不完成，恐老病无常而难以偿愿，遂加紧编著，以年老之身，白日授课，晚上注经，“每夜辄至三更乃止”，终于积劳成疾，中风而七日不省人事。待苏醒仍未忘注经之愿，至七十二岁再续前编，“闭门谢客，专一其心”，终于在两年后(七十四岁)告罄，完成《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二十四卷，装成五册。从上可见，圆瑛法师之注解《楞严》，乃穷毕生之心力，可谓沤心沥血。以《楞严》印心，乃法师自行内证之重要方面，以《楞严》化他，则是法师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师一生，不仅多次宣讲《楞严》，并于晚年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以一经而为专宗成立学院，开演《楞严》，亲自授课，可见法师对《楞严经》的极端重视。圆瑛法师之《楞严讲义》，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深入研究的。

  圆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论讲义》、《首楞严经讲读》、《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门人弟子编辑为《圆瑛法汇》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