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虚大师出家后，先到宁波跟著名天台宗学者谛闲学习佛法和天台止观学说，取得天台宗教观第四十四代的身份，然后到北方致力弘传久已衰落的天台宗。在各地的传法过程中，十分重视建寺和创办佛学院，前后由他本人或弟子建立或复兴了多座寺院，其中规模较大并且实行十方丛林制度的有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沈阳般若寺、青岛湛山寺、天津大悲院、黑龙江大乘寺、绥化法华寺、吉林观音十刹等九处；主要由弟子建造而分布于黑龙江、内蒙、辽宁、吉林及河北省诸县及青岛的规模较小者有17座，前后建立了13所培养僧才的佛学院。

  后人评价道：「老人一生的弘化，到处都有大力的护法，如东北朱庆澜将军、北京交通部长叶恭绰、青岛市长沈鸿烈、王金钰，乃至最后到香港，又来一位银行巨子吴蕴斋居士。以上略举几位代表，还有各界大力的护法不繁多举，这些因缘并非偶然，经老人的福德摄化而来的，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护持 』」。

  倓虚在《影尘回忆录》中说，他一生有三大遗憾，一是没有当过侍者，不会伺候人；二是岁数大，出家晚，没有学会敲楗椎；三是没有挂过单。他一离开宁波观宗寺便紧张地投入讲经传法和修建寺院的繁忙的事务之中，再也无暇去学。然而倓虚正是在这一讲经、建寺的过程中，逐渐出名。

  倓虚首次讲经的地方是河北井径县。原来就在倓虚离开观宗寺的那一年即1920年的3月，圆瑛应请到北京广济寺讲经，讲完回到宁波后，得知北方遭遇大旱，饥民很多，经他与太虚等高僧通电创议，9月在北京象坊桥观音寺成立华北五省佛教灾赈筹备会，着手筹备钱粮赈济灾民。发起人除圆瑛外，尚有现明、觉先、明凈、文成、全朗、范成、张仲仁、马冀平、林宰平、蒋竹庄、徐蔚如、梅撷云等40余人。圆瑛将在广济寺讲经法会得到的供养钱财全部捐给赈筹会。发起人中的范成，时任北京象坊桥观音寺住持，与倓虚在天津清修院认识。

  马冀平(1876—1926)，名君实，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后进士馆法政大学毕业，授任国史馆协修官、编书处协修官、法律馆纂修官等，曾被派至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撰《考察纪实》出版。1913年先后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安徽高等审判厅厅长，1917年任京津铁路段段长。1919年太虚应请在象坊桥观音寺讲经，他与陆军部部员王虚亭(名竹怀，出家后名大严)等人前来听讲，后皈依佛教。1922年出任安徽财政厅厅长，翌年调任安徽特派交涉员兼芜湖监督，在1925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时，任国务院参议，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影尘回忆录》说他是段祺瑞的秘书，指的当即他任「国务院参议」这件事。

  1921年马冀平尚在京津铁路段长任期内，在派人到井径县赈济灾民后提议请法师到井径讲经说法，以修福免灾。经范成推荐，倓虚前往井径讲经。倓虚在井径显圣寺讲经一个月，先后讲《金刚般若经》、《阿弥陀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受到当地民众的好评，由此也得到马冀平的信任。后来倓虚到东北哈尔滨主持修建极乐寺，也是马冀平推荐的。

  倓虚一生以弘法、办学、建寺、安僧为主要目标。据他在《影尘回忆录》记述，一生主持建造寺院有营口的楞严寺、哈尔滨的极乐寺、长春的般若寺、沈阳的般若寺、绥化的法华寺、青岛的湛山寺，重建的寺院有天津的大悲院。

  营口原来仅有一二所小庙，懂佛法的人很少。倓虚出家前曾在此安家，开过药铺，在佛教宣讲所讲过经，与不少有志于弘扬佛教的朋友一起钻研过《楞严经》。倓虚从南方学法而归，应请到沈阳万寿寺办学，路过营口时，接受众多老朋友的建议，负责筹备建寺的事。1921年开始筹划，翌年动工，先后得到几位工商界居士、慈善家的资助，直到1931年才完成，请在宁波天童寺当方丈的禅定和尚前来担任住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极乐寺是倓虚主持建造的寺院中最有影响的寺院之一，至今仍是东北三省中香火兴旺规模较大的寺院。

  原来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沙俄已将侵略魔爪伸进中国东北专区，利用清政府腐败，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逼下节节退让的形势，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及《中俄密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将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并入俄国版图，而且为了进一步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从1898年8月至1903年7月修建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或称东清铁路)，西至满洲里，东经绥芬河到俄国海参崴(海参崴)；南线(南满铁路)从哈尔滨经长春到大连。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俄国将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的一段转让给了日本。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中国一度收回中东铁路北段直接管辖，然而在1924年5月中苏签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之后，改由中苏共同管理北段。在沙俄向中国东北扩张侵略过程中，除移民外，尚利用特权进行宗教文化浸透，在哈尔滨南岗由铁路当局出资先后建起三座富丽堂皇的教堂。然而哈尔滨却没有一所象样寺庙，民众为此感到心理不平衡。

  1921年担任中东铁路稽查局长的江苏人陈飞青，是位居士，感到在哈尔滨没有一所象样的寺院实在说不过去，决心促成建造一所寺院。他为此到北京拜访担任京津铁路段段长的马冀平，请他帮忙并推荐一位法师担当监督。马冀平便推荐倓虚出面主持和监督建造寺院。此后几经周折，极乐寺终于在1923年开始修建，1924年完成。在这期间，得到北洋政府铁道部长叶公绰批拨的五万圆，又得到出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行政长官的朱庆澜的大力支持。朱庆澜热心佛教事业，直接出面筹款和发起募捐，督促建寺，对极乐寺最后建成贡献甚大。他还请段祺瑞为极乐寺的大雄宝殿写「宏范三界」的楣匾，又请清末状元、著名企业家南通张謇写「极乐寺」的寺额。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浙江绍兴人，生于山东历城县，曾为治理黄河河工，清末投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1907年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1909年随川督赵尔巽入川，官至陆军第十七镇统制，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1912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1913任黑龙江省将军，1916年被段祺瑞任为广东省长，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请孙中山入粤，1923年应张作霖之请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5年辞职，致力于慈善救济和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38年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持第五救灾区工作，抗战以后收容难民在陕西创立黄龙山垦区。

  在极乐寺建造过程中，倓虚还创办佛教学校，培养人才。倓虚从1924年至1929年前后住持极乐寺六年时间，在最后一年还礼请谛闲法师前来主持传过一次戒，此后由倓虚弟子定西住持极乐寺。

  此外，从1922年至1936年，倓虚还主持创建长春般若寺，复兴沈阳的般若寺并在此办学。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和冯玉祥等商定成立民国临时政府，请段祺瑞担任执政，然而大权实由奉系军阀控制。当年，倓虚应北京柏林寺邀请到北京讲经，并在弥勒院办学。1925年，倓虚经国务院参议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马冀平的推荐，参加由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为团长，有太虚、持松等多人组成中华佛教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出席所谓「东亚佛教联合会」。

  倓虚在北京期间，经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的同学赵廷襄(字荩臣，1876－1931)的引荐，常给杨宇霆讲经。因为这个缘故，倓虚建寺办学活动经常得到杨宇霆的支持和资助。1928年，北京道阶住持的法源寺内部发生纠纷，官司打到内务部。杨宇霆决定由倓虚曾出任法源寺住持，表示否则要将寺院充公办学。倓虚不得已前往法源寺担任住持，在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攻入北京后主动让位于新住持空也法师，在此前后约四个月。

  杨宇霆(1886－1929)，辽宁法库人，字邻阁(或鳞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历任张作霖的奉军二十七师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等职，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炸死后，受到排斥，对张学良将东北易帜投靠蒋介石表示反对，翌年遭到张学良安排的人枪杀。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迅速被日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倓虚虽然主要在西安、青岛、天津等地讲经、办学及建寺，然而也常回东北寺院居住传法。在倓虚后半生中，以修建青岛湛山寺的事业最为卓著。

  山东青岛进入近代以后，曾先后被德国、日本侵占过，1922年12月中国曾收回青岛主权，然而1938年1月日本再度侵占青岛。事前国民党青岛市长兼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没作任何抵抗便逃离青岛。

  进入近代以后，青岛市内只有基督教新旧教的教堂却见不到佛教寺庙。1929年周叔迦居士为让人们了解和亲近佛教，在青岛建立佛教研究社和佛经流通处。此后陆续有人成立念佛会。

  周叔迦(1899—1970)，原名明夔，字志和，安徽东至县人，清末周馥的四子实业家周学熙之三子，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致志佛学，自1930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40年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任院长，主编《佛学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佛协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着有《中国佛教史》、《唯识研究》等，有《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传世。

  1931年夏，叶公绰与陈飞青二位居士到青岛避暑，有感于市内没有寺庙，向当地官工商界朋友提议在青岛建造寺庙，并当即募集了部分资金。胡若愚、沈鸿烈先后任青岛市长，对建寺都很支持，划拨寺基用地并给予其他照顾。从1934年开始动工，前后经历五个阶段，边修建边利用，直到1948年还在建设当中。在这期间，一位曾在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孙传芳属下担任高级军官，在1928年投靠国民党担军长的王金钰对建寺贡献甚大。湛山精舍和湛山寺大殿主要是他将自己的房产、财物变卖后建成的。

  王金钰(1884－1951)，字湘汀，山东武城县人。1910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在王占元、孙传芳属下历任参谋长、旅长，1922年受相当少将军衔，后任两浙盐运使、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团参议，1928年投靠国民党，历任师长、军长、第14路军总司令、湘鄂赣边区剿共清郷督办，1930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二个月，1931年任第5路军总指挥参加对江西红军的围剿，此后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工商界的居士周明泰(字志辅)、周明焯(字志俊)和周叔迦三兄弟（周明泰、周明焯与周叔迦皆是清末周馥四子、民国初年两任财政总长的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之子，周明泰周明焯先后任华新纱厂董事、董事长，为发展民族纺织业做出贡献）及张伯祥、林耕宇等居士，也为建寺付出很多。

  此外，在天津的周叔迦及在北洋政府两度担任内阁总理、陆军总长的靳云鹏(1877－1951)、担任过安徽省长、财政总长兼代理国务总理的龚心湛(1871－1943)等居士，为改变天津在清末实施「庙产兴学」后佛教败落的情况，特地邀请并资助倓虚前来主持复兴原创建于清初的大悲院。这一工程从1943年至1947年陆续完成。

  从1932年2月倓虚应在西安赈灾的朱庆澜的邀请到西安讲经和办学，因谛闲法师圆寂，半年后急忙转奔南方赴丧，顺路将朱庆澜在西安卧龙寺、开元寺发现的宋元《碛砂藏》的复制玻璃版带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