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的记载，日本于钦明天皇十一年(梁承圣元年，552)从百济传入佛教(见《宋史》卷四九一《基本法夷列•日本传》。)。后圣德太子尝于隋开皇二十年(600)遣使求取《法华经》。隋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日本以小野妹子为大使，来隋求取佛法，其「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遗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

  炀帝于次年遣文林郎斐清为使，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见《隋书》卷八一《东夷列传•倭国传》。然《隋书》未载日本使者的姓名，「小野妹子」之名，乃据日本史籍的记载。小野妹子为日本孝昭天皇的皇子。当时其使团中有数十名僧人，正说明其使隋的主要目的乃在修习佛法。又，大业四年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的隋使斐清，日史作斐世清。斐清盖于大业五年归国，其时日本又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难波吉士雄为小使，随斐清至隋，其随行人员中有留学生及学问僧八人，《日本书纪》具载其姓名。(参见李则芬《中日关系史》第67－68页，台湾中华书局，1982，刘建《佛教东渐》第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由此揭开中日两国正式邦交的序幕，而促成这种邦交的，正是中国已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中国文明在整体上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度。日本的「遣唐使」亦络绎不绝，其中以传写经典、弘扬佛法为主要目的的学问僧，不仅是历次遣唐使团的主要成员，而且亦是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使者。日本来华僧人同时亦推动了中国高僧的赴海外弘法活动。就天台宗的对换日传播而言，最早将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带往日本并进弘传的是著名律学高僧鉴真(687－763)。

  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的挚诚邀请，又以为日本乃为南岳慧思的往生之地，鉴真遂决意东渡日本弘法。自天宝二载至十二载(753)，十年间六次渡海，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矢志不渝，第六次渡海终告成功，止于日本东大寺，成为律学之祖。

  鉴真在国内依弘景律师出家并受具，是南山律祖道宣的三传弟子，然其所学，并非局于律藏，同时亦精通天台圆教，并将律仪、戒法与台教相结合(关于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可参见巨赞法师《鉴真大师的律学法传承》、《东渡弘法的鉴真大》二文，见《世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其东渡时携去日本的各种典籍中，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在内，除号称「天台三大部」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以外，还有《四教义》一二卷、《次第禅门》一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见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年4月版。)。

  在弘传律学的同时，鉴真亦畅演天台止观，《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云：从(天平宝字)三年(759)八月一日，初讲读《四分律》并《疏》等，又《玄义》、《文句》、《止观》等，永定不退轨则。……兼和上(鉴真)天台教观，禀法进僧都、如宝少僧都、法戴、思托等和上，化讲天中，代代相承而今不绝。(转引自《世赞集》第234页。)

  正因为鉴真同时亦弘演台教，从而激起了日本僧人研习天台教观的兴趣，「后来传教大师(最澄)在东大寺得到鉴真和上带来的天台宗的教籍，此后深深皈依三谛一如的妙教，和徒弟义真一起入唐，求取天台宗没传到日本的经释典籍」(［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第45页，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从而正式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近江滋贺人，据称其祖先是后汉孝帝的后代。最澄幼年出家，后至南都(奈良)学习鉴真大师带来的天台教籍，因感于当是日本只有「权教」、「小乘教」，而没有彰显一乘圆义的教派，遂立志赴唐朝求取典籍。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803)，最澄由其徒弟义真作翻译，搭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只，从难波(今大阪)出发，然因遇风暴而折回；次年七月再从筑紫(今福冈)出发，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明州(今宁波)，当贞元二十年(804)。同行的还有弘法大师空海。

  抵明州后，最澄等径至天台，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一乘圆教，又与义真一起从道邃受菩萨大戒，复从禅林寺翛然学牛头禅；旋至越州龙兴寺，遇顺晓阿阇梨，与义真同受三昧灌顶，得授法文、图样、道具等。因最澄在唐期间，其所传法门遍及圆、密、禅、戒四宗，故称之为「四种传承」。最澄在唐一年，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离华归国。此后矢志传教，大弘天台教观，正式开创日本天台宗，而尊道邃为初祖，以国清寺为祖庭。圆寂于弘仁十三年(822)。至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追尊「传教大师」之号，是为日本有大师称号之始。

  最澄在唐朝所师从的和尚道邃(生卒年未详)，俗姓王氏，西京(长安)人，年二十四受具足戒。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南下，师从天台九祖湛然，五年而毕，「洞悟幽玄，无所疑滞，荆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兴吾道矣！』遂授以《止观辅行》。」(《佛祖统纪》卷八《道邃传》。)辞别湛然以后，道邃尝在扬州讲《法华》、《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各数遍。贞元十二年(796)入居天台山，「讲《法华》、《止观》、《玄义》等未尝有阙。六时行道，《法华》一部；大小乘戒，日常一遍，未尝不同。」(干淑《天台传法道邃和尚行迹》；见周琦、茅奉天《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天台山文化专号」。中国史料关于邃历来都未载其姓氏居里，干淑文的发现，遂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后被尊为在台宗第十祖。

  最澄于贞元二十年九月至台州之时，先参谒台州刺史陆淳，「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百管、墨八挺、刀子一、兰木九、水晶珍一贯。陆公……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最澄)。师译言：请货金贸纸，用书天台止观。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逾月而毕。」(台州司马吴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出处同上。)最澄在唐，以天台宗义未决十条请问于道邃，道邃悉为解答。其归国之际，台州刺史陆淳、明州刺史郑审则皆为撰「印记」，证明其「远求天台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道邃则专为《付法文》，不仅「开宗示奥，以法传心」，示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之旨，且以「共持佛慧，同会龙华」为期(以上所引均见《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

  最澄在天台山所师从的另一和尚满(735－822)(按行满的生卒年，《宋僧传》谓卒于开宝中，年可八十余；《佛祖统纪》谓卒于开宝中，年八十八；周叔迦先生已怪此极示怀疑(见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五末按语)。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开成四年(839)天台禅林寺僧敬文往扬州见圆仁，提到「满和尚已亡化，经十六年」，则行满寂于822年无疑；取《统纪》八十八岁之说，则其生年在735年。)，万州南浦人，大历年中与道邃共学于湛然。最澄「不惮劳苦，远涉沧波」而「求妙法于天台」，行满尝「倾以法财，舍以法宝」，尽授其天台奥旨。最澄辞别之时，行满也为撰「印信」，并希望其「早达乡关，弘我教门，……向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登三初首。」(见《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

  与最澄一同入唐的空海(774－835)，法号遍照金刚，后追谥为弘法大师。空海入唐后，往长安西明寺，主要研习真言宗，元和元年(806)回国，创日本真言宗。然空海虽以传真言宗为主，实同时亦兼传天台。(详可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最澄一行入唐，不仅将天台宗的典籍再次携往日本，立教创宗，改变了日本佛教在当时局限性，而且亦开启了日本僧人参礼天台的传统。继最澄而入唐求法并与天台宗有特殊关系的日本僧人，有圆仁、圆载、圆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