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山寺藏经楼，共存有七部藏经，还有其他一些流通本经。关于藏经之编纂，开始于印度，在佛灭度未久，即已行之；数百年间，经过四次结集，印度文字之藏经，始渐完备。当时记经文者，有两种文字，一为巴利文(Pali)一为梵文亦曰散斯克文(Samskrit)。巴利文藏经，盛传于南方：如今之锡兰、缅甸、暹逻、安南、等地；梵文藏经，盛传于北方：如今之泥泊尔、西藏、中国、并蒙古、朝鲜、日本、等地。其后经各地辗转翻译，藏经文字，除已有巴利文梵文外，尚有锡兰土语、暹逻文、西藏文、汉文、蒙古文、满洲文、西夏文、日本文、之藏经。现在最应用之藏经，除梵文已散佚外，而文献最足征者，莫如巴利文、西藏文、与汉文之三种；尤以汉文藏经弘传最盛！现在根据现有藏经；及其他有关藏经考据的几篇记载，摄取其意思，为大家说一说；因为出家人是传持佛陀法藏的，对于藏经的演变与系统，也应该知道的。

  刊刻汉文藏经的，国内可考的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元另有蒙文、藏文、西夏文、三种藏经)。明四次，清三次；(清另有满文、藏文、两种藏经)国外可考的高丽三次，日本七次(日本另有圣语本、宫本。)

  汉文大藏经的编纂与刻版，以中国为最早，次为高丽，再次为日本。中国创始于北宋开宝年间(九七一—一九八三) 宋太祖开国后，敕高品张从信到成都开雕，蜀版开宝藏，就是汉文藏经中第一部印刷的；它给予后来的影响也最大！此后在宋朝继起刻版的，有辽金版契丹藏与金藏；福州版崇宁万寿藏与毗卢藏； (合称闽本) 湖洲版，思溪圆觉藏与思溪资福藏 (合称浙本。) 最后为碛砂藏。契丹藏虽已全佚；但高丽藏曾据丹本校勘过。金藏已久佚，近以影印碛砂藏因缘，在山西赵城发现，(影印碛砂藏中，曾将金藏中宋版所无之本一并编入。)崇宁藏与万寿藏，中国早已失传，在日本宫内省尚存有两本混合的全藏。思溪圆觉藏与资福藏，是日本天海藏的底本，现在中国尚存有资福藏四千卷，即是从日本请来。

  高丽开始刻藏版，比中国晚了四十年。成宗年间，向宋廷求开宝藏，由韩彦恭奉归，于显宗二年(一〇一一当宋真宗时)始刻，经德宗、靖宗、至文宗末年，(一〇八二)完成，为高丽官刻大藏经的初雕本。文宗第四子出家，法号义天，宣宗三年，(一〇八六当宋哲宗时)自宋归国，先后广求佛典于宋辽日本，一总付刊，通称为高丽续藏本。文宗年间，得契丹藏，重勘旧本，高宗二十三年刻为再雕本。在古代汉文大藏中，以此为最精审，这都是以中国开宝藏为根据的。

  日本制藏经版，是在正明天皇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当明崇祯十年)在东睿山宽永寺以活字版开印，至光明天皇庆安元年(一六四八)完成，称为天海藏。这比中国开宝藏晚了六六六年；比高丽藏的初雕本，也晚了六二六年。日本天海藏之后，次有黄蘖藏；与卍字正续藏、(黄蘖藏系翻刻径山本，卍字藏再依丽本对勘，改用丽藏；卍字续藏多收我国久佚之本。)又有弘教藏，依丽宋元明四藏校对，用五号字排印，故称缩刷藏。昭和时重加订正，是为昭和再订缩刷藏。又有大正藏，于丽宋元明外，更参校宫本及圣语藏和其他古本；宫本即崇宁毗卢两藏，亦即福州东禅寺本与开元寺本合成的全藏。圣语藏是古代写本和版本的集合体，其中天平写本很多；天平是日本圣武天皇年号(七二九——七四八)约当唐玄宗开元天宝时代，与我国的敦煌写经，同为极可珍贵的古本。

  中国在元朝时候，元代的国运虽不久长，却也刊印了两种大藏经；即普宁藏与弘法藏，前者存于日本，后者已佚。(元朝另有藏文、蒙文、西夏文、三种藏经，均为元武宗时前后所刻。)明朝刻了四次藏经，明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在南京刻的，称南藏。宪宗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七) 及神宗万历 (一五七三——一六一九) 年间均有刻本，今济南图书馆尚存有全藏。明成祖永乐八年(一四一〇)在北京刻的称北藏。(北京嘉兴寺；及镇江超岸寺等处尚存有全藏)。明世宗嘉靖时(一五二三——一五六六) 在浙江武林刻的称武林藏 (始改梵夹为方册本) ；明神宗万历七年 (一五七九至康熙三十年一六一九) 曾在径山嘉兴等处刻版的，称径山藏或嘉兴藏。径山藏，是会合南北藏本，而以北藏本为主的，日本的黄蘖藏，就是径山藏的翻刻本，卍字藏是渊源于黄蘖藏，可见径山藏给予日本的影响了。明藏因年代较近，国内外尚存有完整的藏本。(惟契丹、弘法、武林、三藏本久佚，至今尚未发现。)

  清代除龙藏、频伽藏、百纳藏本之外，另有康熙二十二年所刊的藏文大藏，及乾隆五十五年所刊的满文大藏，版片和存本，至今都已散佚不全了。

  湛山寺藏经楼，共藏七部藏经，一部丛书集成(缺本)，还有其他通典之书甚多。七部藏经中：

  第一部是影印宋碛砂藏，这是一九三四年时，常住化五百元钱请的。碛砂的意思，我在先说过。至于碛砂藏的刊刻年月，据有题记可考者，谓自南宋理宗绍定四年(一二三一)，迄元英宗至治二年止(一三二二)；一说在宝庆初年创刊，苏州延圣院大藏经局主办。碛砂藏完成在元藏之后，故其后刊部分，有依据元藏处。此藏本来久已失散，近年来朱子桥到陕西去放赈，在陕西开元、卧龙、两寺发现 (存十分之八) ，回上海后发起影印(五百部)。一九三二年，我从西安回上海时所带藏经版，就是影印碛砂藏的。原藏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影印时合订五百九十一册。

  第二部是清龙藏，折本(亦称梵夹本)，这是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敕刊于北京，至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始完成的。在那篇御制序里说：“北藏版本讹舛，因重校刊。”据此可知清龙藏是以明北藏为底本的。龙藏共七一八函，七一六八卷，一六六二部。原来按千字文编号始于天，终于机，应是七百二十四函，乾隆年间(？)撤去六函，(何故撤去不详。)现只剩七百十八函。又清德宗时，西太后娘家之父亲故去，请北京某观老道诵经百天，太后赏巨额银两；老道坚拒不收，极请太后下旨，将龙藏中有关僧道斗法老道现丑的事，经版悉数销毁。太后以事关国家先皇帝事，初不允，老道陈词力请，不然历代相传，丑辱永无遗忘。太后乃商之各部大臣，异论纷纷，后诸臣知太后已心许之，不敢违逆，遂将该经版抽出销毁。(若干数目尚待查)所以在龙藏中有关老道丢脸的事，再不多见了。

  第三部是流通本百纳藏(亦称杂藏)，这是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杨仁山于金陵发起刻经时，集合北京、天津、金陵、江北、扬州、毗陵、苏州、杭州、诸刻经处之刻本而成，故称为百纳藏，较龙藏缺经部十八种，论部二十九种，版式大小不一。

  第四部是影印日本卍字续藏，一九四二年我在北京请来的。续藏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 由日本藏经院印行，至大正元年 (一九一二)完成。日本另有一部卍字正藏，是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京都藏经书院，以僧忍澄校订之黄蘖藏，用四号活字印行，至明治三十八年完成。忍澄以黄蘖本全依径山藏，文义逊于丽藏，乃集名德，以黄蘖藏与建仁寺所存高丽藏对校，改从丽藏。互异处以圈为记(对丽藏之题记、音释、皆保存。) 惜编次仍依黄蘖本，故对丽藏特有典籍多未收入。卍字续藏，就是搜罗卍字正藏中未收的；并且把中国的嘉兴续藏又续藏的一部分；及其他一切久已散失的单行本，都编在里面，共一五零套，七五零册，一七五六部，七一四四卷。版式每半页分上下栏，每栏十八行，各栏上方，留校记地位，方册本，每行二十字。(一九二三年，上海涵芬楼影印续藏经本，略为缩小。)

  第五部是频伽藏，常住出资，经易如手在济南请来的。频伽藏是依弘教藏本，参以径山藏、龙藏、及单行刻本、删去校)勘记而成的。清宣统元年(一九九)，上海频伽精舍，始用活字版排印，至一九一三年完成。共四十函，四百一十四册，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每半页，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方册本。

  第六、七、两部是日本大正新修大藏，一部全藏是周家(周志辅、周志俊、周叔迦、)为作功德；和龙藏、百纳藏、一块赠送的。另一部大正藏，(只有显藏没有密藏，算半部，但足够应用。)是日本福田居士赠送的。大正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 高楠顺次郎博士等发起，十三年创刊，至昭和七年 (一九三一) 编印完成。所收异本最富，丽、宋、元、明、四藏之外，并对校圣语藏本、宫本、敦煌本、写本、古佚本、以及各种流通本。后十三函为续编，多收日本著述。共八五函，三五三部，一一九七零卷，八六三四页，每页分上中下三栏，每栏二九行，每行约一七字，方册本。在现代藏经中，当以大正藏为最精审，最丰富！

  中国刊印大藏经，创始于北宋开宝时的蜀刻，宋以前的佛经刻本，都是单行本，其他或写在纸上的；或刻在石上的，早就有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甘肃敦煌县鸣沙石室中，发现大量古代写经。当时被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运走了不少，剩下来的残卷，由北京图书馆保存起来，也有数百种。计写本中，上自西晋元康(二九一——二九九)，下及宋代太平兴国(九七六——九八四)所得历代写本很多。另有河北省房山县，云居石室中的刻经，是隋朝大业年间(六〇五——六一七)，僧智苑法师发心创立的；为防法灭，凿岩为室，磨壁刻经；又将方石块，各面磨刻，每一室满，以石塞门，熔铁封锢，这种艰巨工作，直到唐贞观十三年(六三九)，智公入寂时，已满七室。智公亲身，勤苦经营，凡三十四载，直到其入灭为止，所谓“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厥志至足钦佩！此后师资相承，凡历五代，刻完了华严、涅槃、宝积、般若、四大部之一半。辽代时，在王室倡导下，完成了大乘四大部，又续刻其他佛经八十四部；并在云居寺西南，造十一层砖塔，下面也埋藏了无数的石经。古人为防法灭，刻石经埋藏于地下，较诸近代刻木版，乃至活字排印，困难奚止百倍！

  中国历代所刻的藏经，到现在为止，只有龙藏版片尚存(在北京柏林寺)，其余都损坏不见了。藏经的印本，除明之南北藏、嘉兴藏、与清之龙藏外，其他也都残缺不全了。自清龙藏刊布后，百纳藏，不过是各处流通本的大杂会；频伽藏只是依弘教藏而删去校勘记的。入民国以来，虽已三十几年，但还没有一部新修的像样的大藏经，仅做了点影印现成的工作——如影印卍字续藏和碛砂藏，——虽然有民国增修大藏经会的成立(会址上海吉安路法藏寺内)，可是限于三方面的缺乏：一者能修的人才；二者所修的法材；三者所需的资财；尤其感于后者一方面的缺乏！没有热诚的外护，延迟到现在，还没有见出什么成效来，这是国人应深引以为憾的！一般人的错误心理，以为世局不太平，哪还有闲工夫来过问修藏经的事，其实不然，如果人们对历代国势安危和佛教的关系，稍一留意的话，就知道佛法对世道人心的潜在力量是如何重要了！例如印度，在阿育王时代，佛法最兴盛，而国运亦最强盛！到了近代，印度佛法衰微到了极点，出家人没有了，国运也随着完了。日本人素来都很信佛，佛法兴隆之际，也就是国势鼎盛之时；高丽曾先后两次受契丹与蒙古侵袭，藉显宗、高宗、先后发愿刻藏的感应，而国祚得以保全。以后高丽人都不信佛了，国运亦慢慢趋于灭亡了。其他如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只要有佛教存在的，人民很少遭到大的灾劫；佛法兴盛，而国运亦随着兴盛。拿我们中国来说，唐朝的译业兴隆，佛法兴盛，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可是唐朝的国势人文亦最强，也是中华民族的鼎盛时代！自唐以后，历代国势的盛衰；几与佛教的盛衰成了正比例；如唐武宗破佛，不久唐朝即灭；周世宗再灭法，五代之局遂终；宋太祖极尊法宝，国家元气渐复；元、明、诸帝，多知维护佛法，国运亦尚可观；清初推崇佛法，国威颇盛，这是历史上刻藏保国最显明的例子。佛教盛，则天下治，佛教衰，则天下乱，我国自唐宋以来，无不皆然，推之国外，亦莫不然。

  有些人批评，过去所刻的藏经版，都是梵夹本，印出之后，置之高阁，没人去看；可是这并不是不许人去看，而是没有人肯发心去看。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藏经看，未尝不是因历代有翻刻的梵夹本藏经，流传到现在；不然的话，恐想阅藏经，亦不能十全了。刊刻大藏经，是历代缁素——包括当政者——应有的任务，现代之所以有藏经，是因古代有藏经，刻版、刻石、印刷、抄写、才能流传到现在。将来能不能流传久远？能不能有藏经？就要看现代人对刻藏事业之办理如何了；例如现有经版之保存；已佚经本之搜集；现有藏经之编纂、印刷、等；凡此种种，都是今人所必需应办的事！不然就上无以对古人；下无以对来者了。

  大家知道，凡一件事情，或一件东西，都有一个中心：例如世界，也有一个中心。什么是世界的中心？人心就是世界的中心，人心好，世界就好；人心坏，世界就坏。可是人心也有一个中心，什么是人心的中心？佛教就是人心的中心。自古政教一致，政以齐民，教以化民；政齐其已然，教化其未然。佛教可以辅政治之不足，助教育之不及，使人们各各明白因果，心有所敬畏；有所敬，则对在上者，尊重赞叹，承事供养；有所畏，则在做事时，举心动念，循规蹈矩，不敢有一丝胡作妄为。所以欲想世界的中心不坏，必先改正人心；欲想改正人心，必须提倡佛教；欲提倡佛教，必须普遍的宏扬佛法。什么是佛法？凡佛所说之言教，都是佛法。简单来说，佛者觉也，就是人们的知觉；也就是觉悟，也可以说是明白。法以“自体任持，轨生物解”为义，简单来说，就是方法、法则、样子；什么是佛教？教就是教化、教导、统起来说，就是以先知知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用一种极明白的方法，极明白的道理，来教导人心；教化人心，让每一个人(包括九法界众生)都觉悟明了，恢复原有的本知、本觉、本能；也明白自己的本明。(现在人都在所知、所觉、所明、上做活计，有所必有能，能所对待，故有争执。)这种道理，并不是只限于佛具足，我们不具足；也并不是佛以封建制度，以在上而统制在下立出这么些条文来，让我们遵照去行，而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不过因佛是一个先觉者，他明白了这种道理之后，把这些理论有系统有次第的述说出来，(就是三藏十二部经，)让我们未开悟的众生，也遵照这种本具原理去行，使人人都知道本知；觉悟本觉；明白本明。所以提倡佛法，往远大一点说，可以超出三界，成圣果，证法身；往浅近一点说，可以摄心不坏，使国家安泰，世界和平。例如佛教里最基本的几件事：

  第一：不让人有惨忍的好杀心，(乃至一切杀因、杀缘、杀法、杀业。)

  第二：不让人有不与取的偷盗心，(乃至一切盗因、盗缘、盗法、盗业。)

  第三：不让人有非礼的邪淫心，(乃至一切淫因、淫缘、淫法、淫业。)

  杀、盗、淫、是身三业，世界为了这三件事，不知有多少人辱名丧节；也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而作奸犯科。由小而大，可以移易社会风俗；可以影响社会治安。所以佛法劝人，首先用种种方法，让人戒除杀、盗、淫、身三业。次戒除口四恶业，不两舌调唆是非；不恶口骂人伤人；不妄言说谎话失信用；不绮语说刻薄俏皮话。再让人戒除意三业贪、嗔、痴、宁死不贪分外无义的财物，不怀嗔恨怨憎心，立意与人斗殴打架；不办一切不合理的愚痴事。假使全世界人能时时检点身口意，念念息灭贪嗔痴，彻始彻终，把这十件事做到，相信世界，会不教而民化；不言而民治，再也没那些杀人放火，奸盗邪淫的事了；再也没那些是非斗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事了。佛法是漫漫长夜的明灯，无幽不照；是茫茫大海的救艇，无人不载；是焰焰火宅的淋雨，无热不息。只要你信的话，可以让每一个人离热恼而得清凉；可以让每一个人离苦海而达彼岸；可以让每一个人出幽暗而至于光明。

  佛说之法称之为经，传持佛法的称之为僧；可是现在一般人，看到出家人，穿的坏色衣，破衣烂衫，从心里就瞧不起(佛在几千年前即已说过：‘法欲灭时，女人精进，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修，眼见沙门，如视粪土，无有信心’————法灭尽经。)佛说：勿以牛羊眼，观视众生。殊不知凡夫境界，不可思议！佛法之所以能久住世，也就由这些穿坏色衣服的出家人传持下来的，不然的话，现代人想闻佛法也闻不到了。例如印度、高丽、现在都没有出家人了，佛法也随着灭亡了，国运也随着衰败下去了。佛在世时，印度各地出家人很多，天天分班到村镇城市去化斋，如果某一地方忽然出家人四散他去，不再来此化斋，当地人即大感恐怖！原因是比丘不来此化斋，显见这一方人孽大福减了。出家人住不求华美，食不求美味，衣仅求遮体，种种行持威仪，这样在人群中，人们看到出家人，不但不应当藐视他，反而应生恭敬心，欢喜心，赞叹心；因为这正是出家人代表佛，以身业说法，来教化人，感化人，让人们住的时候，不要求过分的考校；穿的时候，不要太过分的奢侈；吃的时候，不要求过分的享受；举心动念，应人接物，不要有任何越规犯矩的事。同时看到出家人的时候，还知道出家人是佛弟子，替佛宣化的。知道出家人是劝人行好的，做善的，无形中把人们的佛种子善种子，从心底的最深处泛起来，这就是出家人无形中给在家人种福了，所以出家人称为福田僧。

  因为出家人，是负担如来家业；以宏法为家务；以利生为事业的。出家人存在，佛法即能存在；出家人多的地方，就是佛法兴盛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善业聚集的地方。佛法维系着每一个人的人心，像一根细长的灯芯子，人心似一个添满了慧油的灯盏，燃起了人心灯中的灯芯子，放出无尽的光明，照耀着整个世界；(乃至无边的世界。)可是如果把灯芯子抽去不要，灯就立时息灭不亮了。换句话说，如果使人心中失去了佛法的教化，抽掉了因果理的维系，人心也就肆无忌惮败坏到不可收拾了。从此可知佛法与世界人心之如何重要了！

  说到这里，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太惭愧了，佛法自汉朝入中国，迄今已有近二千年历史，中间历代大德、祖师、有取经的、译经的、写经的、注经的、刻石版经的、刻木版经的、开凿石窟保存的、苦心孤诣，期望利益未来，法道久传。到了宋朝，索兴分门别类，开始有系统的编印三藏十二部大藏经。从宋朝到现在，历代为传持佛法，对刻藏经的事，官私两面，已有十六七次了。入民国以来，已三十几年，印刷业、活字版、纸型、比前便利了多少百倍；可是在这个大时代里，国人不但没编印过一部大藏经，反而有拆庙逐僧毁佛像的事，还订出什么条文来，硬逼庙产兴学，僧人当兵，脱却袈裟换戎袍，参加实际战斗。这等于说把法灯遍照的灯芯子抽掉了，人们的心灯快要息灭不亮了；也等于是把世界的大轴动摇了，世界会从此动荡不安了。佛在世时，不但不许出家人打仗斗争，佛还亲自给打仗的人，和平调处，(为汉僧服兵役事，湛山寺曾通电各方呼吁制止无效。)这例子实开历代之未开，此一不幸的事实，将来在历史上会写着怎样的一页，留下怎样的论断，那是历史家的事，我们姑不妄予月旦。现在我们只有面对着当前这个时代，叹一口气说：唉！这真是末法时代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大光按：大师此篇叙述，凡有关考据者，系根据湛山寺现有之七部藏经；及其他藏经残本，清稿时，大光又参以黄幼希汉文大藏经略说；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佛学讲义，及其他短篇散文零星记述，所有藏经图片均采自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材料弥足珍贵！诸同道得阅藏机会者甚少，对藏经之演变与系统，尤甚少知，读此！对汉文藏经当可约略得一概念，知其轮廓。大师并于述说藏经之渊源与来历后，感慨万端，为国、为教、为民、至足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