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烦恼如同茶杯中的茶，刚入口的时候苦涩，入喉之后却清香甘甜。倘若在忙碌之余静下心来，给自己泡杯茶，让心中的阴霾如杯中的水汽一起散去，留下一杯甘甜在心中，岂不是苦尽甘来呢？这也正是释迦牟尼佛教导世人要如何化烦恼为菩提的方法。

  正所谓：品普洱闻观音，也得有丁点苦；闲聊三味人生，哪能全是甘甜。

  说到茶对「心病」的「药理」功效，历史上有多位名人留下高论。

  唐代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称茶能「涤烦」；宋代苏轼在《东坡杂记》中称茶能「除烦」；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称茶能「清神」；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茶能「使人神思闿爽」；清代王孟英在《随息居饮食谱》中称茶能「清心神」，此外还有称茶能「破孤闷」之说。而唐代茶道大师皎然在《饮茶歌消崔石使君》中则有三方面的概括：「一饮涤昏寤，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茶犹药也。以茶解忧，既可以疗身，更可以疗心。

  佛教创建于西元前6世纪—5世纪间的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文化是兴于唐，盛于宋。

  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自幼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所以说，中国的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茶禅一味」。宋代大学问家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茶联曰：「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也曾撰写过一首茶诗曰：「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赵州和尚「吃茶去」的公案一直流传至今。从这些茶联、茶诗中不难闻到「茶」香，从品茗中品到「禅」味。

  之所以把茶与佛教的关系概括为「茶禅一味」的殊胜因缘，就是因为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活动中，茶道与佛教之间逐渐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同之处。

  其共同之处可概括为：「苦」、「静」、「凡」、「放」

  苦：佛教教理博大精深，但以「四谛」为总纲。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认为人有三苦、八苦、无量之苦。人生的八苦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阴识盛苦。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喜悦与痛苦，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教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证得真乐。

  静：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物我双忘的必由之路。佛教也注重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身、调息、调心、调食、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如何才能「静」？首要是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戒」生「定」，再由「定」发「慧」，达到戒定慧的境界。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悟道。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历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只有茶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茶便成了禅者在修学佛法中不可缺少的「伴侣」。

  凡：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经说过: 「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此话一语道破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所以，佛教中历代高僧之所以深受大众的敬仰和崇拜，都是在平凡的人生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由此可知佛法之奥秘，皆是从行走坐卧中去体验生活，觉悟人生。所谓搬柴运米无非是道。

  放：人的苦恼，归根究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大师说: 「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倓虚老法师也曾经告诫世人：「看破、放下才能自在」。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

  总而言之，人在繁忙之中，若能忙里偷闲，用心品茗，便能体悟茶禅一味之意境，得到身心自在的喜悦。正所谓：「茶有真味一心了然；禅无分别两忘而已」。